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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去了音乐厅附近的摄影器材店,想问问宝丽来相纸的价钱。
有间店的店主借此开始倒苦水,说宝丽来的相纸现在根本赚不到钱,一盒如果卖80块就只能赚一块钱的利润,而到店里送货的人能赚的大概也是这个数,为一盒相纸跑一趟连油钱都不够。
唯一能拿到货的方法是走批发,买一箱当然最好,少说也要一次20盒才能提起供货人的兴趣来。
闻听此言,我开始怀疑taobao上一盒开价130-160的宝丽来700相纸有多少水分。
那店主还说,他卖宝丽来已经快三十年了,当年曾经有买相纸赠相机的盛况,现在显然已经过了黄金时期。“现在都用数码,照宝丽来不合算了”。
按道理说确实如此,不过另一件事让我用数码也用不踏实:L老师家里的挂表是几年前在J国用的,回国之后,那个表始终显示着J国的标准时间,怎么调整都没有用。估计是表里带了电子接收器,企业用这种方式来保证时间准确……
试想,如果J国生产的高级数码相机里都装了这玩意儿,想不让你继续用还不是举手之劳。
大约还是机械的相机更保险些罢。哪怕还是J国出品的二手货也好:FM2,FM3A……
最好是钛合金帘的,沉甸甸压在手里,一堆金属。
如果装上背带,在手里抡起来砸脏毒分子,估计也比用数码相机砸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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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藕片,芹菜,南瓜,回锅肉,鱼汤,绿茶……《甜蜜蜜》。
幸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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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上拥挤不动的人群里,见到一个头发杂乱的孩子。
他(她)爸妈把他(她)抱在怀里,教他(她)说话。听他们说话,孩子爸妈大约是四川或重庆的——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区分这两个地方的口音。上车的时候,他们和我一样拿了大包小包,区别是我背着,他们抬着,编织袋里可能有行李也有随车带的货。孩子爸教孩子和自己一起问答,让孩子学着说爸妈工作的地点。他们说了一个很陌生的北京地名,三个字,最后两个字是“家庄”。是丰台站附近的一个地名吧。
这三口的说笑问答,在人挤人的车厢里划分出一个微小的自治区。挤在孩子身后的天津大妈和挤在孩子妈侧面的北京大叔似乎在这一刻都不存在了。车厢变得比他们租住的那套城乡结合部平房更宽阔了。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描述而已。最近这种片面强调温情的报道实在太多了,我大概是无意中受了它们的感染。
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情趣是可以勾勒的,因为毕竟“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但它又是不能描述的——这幸福大都是在四面涌来的不快、不爽、不忿和不可想象的困境里得到的。它们是通向这一刻的路上的铺路石子,而这幸福本身,也只是家庭史年鉴里的一个微小过程而已。
我对此只是一个旁观者。
那孩子乱蓬蓬的头发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路边理发摊。那时候的街头理发师们大概是最业余的,没有民国时期剃头挑子上那种民间手艺,也没有现代发型设计师的忽日忽韩的创造力。他们有人用了粗糙的办法:拿张报纸掏了洞套在顾客脖子上,用家用喝面汤的大海碗扣在他头上,再用剪刀修短露在海碗边缘外面的头发们。
在我印象里,街上于是多了不少留蘑菇头的男士。
但,那时候这发式还算不上时尚。






